陈小波的博客

　　印象一点

　　小波谈起编辑专题图片故事来，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你面对的是一个专家，她有那么多的实践经验和体会，有那么多的心得和灵感，有那么多的乐趣和成就感。而且她跟你和交谈绝不生硬冰冷让你累，她会款款地对你道来，而且有好多的例子让你明白得充分透彻。你要不去跟她交谈，绝不会知道她竟然有那么强烈的责任，要不，看她那一付悠美舒适的样子，还以为她是成天在沐浴日光漫步草地的人。

　　不记得是谁写过摄影部的几位女编辑，其中是这样写小波的：她是一个从里到外都透着品味的女人。品味和文化是一种非常直接的关系，就是因为她的教养，小波在图片编辑上才得以显示了她天然而独特的文化味儿。而且也很女人味儿。她编辑的专题，你能感受到和这个世界友好相处的态度。所以在小波和这个世界的相处中，她总能发现一些有价值东西，总能一步一步地进入别人的领地，并且取得信任。她说记者遇到好编辑是记者的福气，编辑碰到好记者是编辑的运气。你要不听她讲，你不会知道编辑是个什么角色，或者你只能抽象地知道编辑是什么角色。听她讲了之后，才会深有感慨：咱们这个世道，好的编辑太少！让我们来听听她对图片编辑的想法:

　　我特别感激新华社给了我一个一下进入摄影部对外编辑室的机会。在这个部门的工作，让我立刻就有了一个比较高的起点。对外编辑室是新华通讯社用几张甚至几十张、几百张图片和比较充分的文字组成一个专题给国外各个媒体发稿的部门。工作这些年来，我编辑了几千个专题对外发稿。

　　比如我们编辑了《毛泽东的后代》，这几乎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做的事。有时编一个专题，我们要把历史一点一点地翻出来，寻找大量的资料，自己也要做大量的关于与这个专题领域有关的案头知识和资料准备。这种准备是必不可少的，一切都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你才可以去开始这个专题。

我认编辑是主角

　　我们的工作方式有很多种，通常是由记者报来专题后，不断地就这个专题的拍摄，编辑与记者来来回回好几个反复；有时候是国外媒体对我们提出选题，我们找合适的记者来完成；有时候是我们跟记者一起下去，共同工作。

　　比如，我们有一次到安徽境内采访。一个同车的人告诉我们，这儿有一个村的人都会叠罗汉。叠罗汉几乎是集民间杂技、体育、娱乐为一体的活动，在这个地方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离这个村二十几里的另一个村的人虽然每年都去看去学，但他们最多只能叠三层高就再也叠不上去了。这个现象令我们好奇，我们决定在村庄里住下来，做一个专题。

　　在通往村庄视点较高的公路上，能看到两山之间有一个徽式建筑的村庄。我让记者在那儿拍了一张照片，我想我的这个故事需要一个这样的开头。

　　进了村庄以后，大量的时间里我们都在了解情况：为什么这儿会叠罗汉？他的历史是怎样形成的？叠罗汉和这儿的人的生活发生着怎么样的关系？这个仪式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进行的？再进一步，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叠罗汉？谁来决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决定？

　　随着一步一步地深入，我们知道了这个仪式与这个村庄的传统文化、信仰、道德规范、历史面貌以及现实生活的关系。我们的拍摄也随着采访的一步一步深入而展开。

　　一般的故事容易有个好的开头，但往往很难有一个好的结尾来封口。在拍摄了四、五个画面以后，我就在想，这个故事怎么结尾呢？后来我看到祠堂里有一个老汉和几个小孩坐在一条长凳上，过去一问，知道了老汉也曾经是一个罗汉，而且还是中柱（中柱是叠罗汉中最重要的力量），现在老人已经80多岁了。我一下感到这是个非常好的结尾，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个镜头。我在图片说明中写到：“这是一个老去的罗汉，曾经当过中柱。他身边的孩子们是一些正在成长的小罗汉。不管现代文明怎样地进入这个村庄，叠罗汉这样的仪式在他们这儿，不会在很短的时期内消失。”

　　编辑其实经常是策划人的角色。编辑应该把自己当作一个报道的主角。我自己就是这样。在拍这组照片中，中柱怎么拍，长者怎么拍，我都会在现场和摄影记者商量、讨论。而且现场的拍摄中，我会马上意识到“这张照片在版面上一定要用得比较大”。

与国外通讯社和媒体的无数次磨合使我开了窍

　　在给国外的报刊和媒体发稿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跟国外的编辑们进行交流。我们曾经经历过和他们的无数次磨合，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发现往往我们不太在意的题材，他们会认为很重要。

　　有一次他们要一组中国的女兵的专题，我们给他们编了一组大大的东西，中国的女军官、女通讯兵、女护士等等。他们返回来的意见是，就要一组高原的女通讯兵。我一下就开窍了，就这么一个个案，就能把中国女兵的面貌表现出来。

　　在他们的眼里，关于人是没有界线的，你可以拍伟人，也可以拍平凡的人，可以拍好人，也可以拍有问题的人，拍摄的空间是非常巨大的。与他们的接触无形中锻炼了我用一种超越于国界大人类的眼光来看待各种选题。

　　我看到一个法国的摄影记者到中国后，手指都拍得打泡了。他说中国的题材简直就是拍不尽，太多了！

　　在拍什么和怎么拍的问题上，他们认为关键是怎么拍的问题。他们非常注意照片在报道一件事情和一个故事中的顺序和结构。比如，第一张照片是故事的开头，第二张马上就必须要出现故事的主角。我们在编辑安徽那个叠罗汉的村庄时，你是让村子主持这个仪式的长者作为主角，还是把中柱作为主角来展开你的叙述，这是很重要而且也很不一样的，这要取决于你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和认识。

　　国外的编辑们还非常强调“关系”——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强调在讲一个人的故事的时候，要带进去的是一个更大范围的东西。比如，一个国家、一个地域、一个村庄的文化历史以及现实社会作为背景。就象树一样，不能光有树杆，还要有叶子。

　　另外，他们还很强调图片与文字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摄影记者往往是不会写文章的。国外的习惯是，一般的工作都要由两个人共同完成，一个文字记者，一个摄影记者。他们的媒体要求要拍得好，又要写得好。我想我们不久的将来也会有这样一种工作模式。

怎样能把故事讲好最重要

　　要把一个故事讲好，你要调动摄影所有的手段。比如，光线。有时候就是要等早晨或者晚上的光线，白天就是不能拍。因为这个故事的内容本身需要早晨或晚上的光来营造一种气氛，表达一种情绪或基调。而且最好的专题不是产生在艳阳天里，而往往是在恶劣的天气。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你就能看到，越是恶劣的天气越是能出好照片。

　　除了调动摄影手段，还要懂得讲故事的节奏和处理反差——色调上的，景别上的，画面上的。我们有一种倾向，如果用24mm的镜头，就全部都用24mm的镜头在拍，并且几乎拍的是一样的景别。这样的图片堆在一起，完全形不成表达的节奏。

　　另外彩色的报道，也常常一组稿子一种调子，一组十几张、几十张都是一样。比如，前几天有个记者去拍监狱，他拍得真很好，但全部集中起来之后，我发现了问题。把这些照片摊开一看，全是灰的。监狱是灰的，选择的天气是灰的，犯人的衣服也是灰的。整个照片没有一点亮色作为对比。

　　再比如：我们爱拍一些节日的盛会和民族活动。这些场面全是五彩缤纷的颜色，非常的燥。作为一个编辑，我就要强调一组照片里一定要的一张灰下来的画面，要沉下来，静下来，要强调反差。

　　我们老讲一组稿件中一定要有大场面。一定要有真正的特写，某个眼睛或手指的特写，而不仅仅是环境肖像。举个例子，我们贵州分社有一个非常好的记者周浩，他做过很多好的报道，但现在问题也出来了。他就是离得太近，你看他的稿子，从头到尾都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总是紧张和强烈得让人不能喘气，不能有平静地进入他的故事的机会。我对他说，你的照片里少了安详。而实际上，这也是与一个人对一件事物的理解有关系的。

　　登峰造极是一件好事，但登峰造极可能走下坡路。生命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人不可能不喘气，人不可能没有多面性，人不可能是一个模式。

至少用一个星期去拍一个题目

　　讲好一个故事，文化修养、生活经历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为什么往往二十来岁的人拍不好专题？因为二十来岁的人生活经验单薄。他们往往不能深入地体察和体会一个选题和一些人。抓不到细节进行表达。

　　我常对我们的记者说，如果一组稿子有15张的话，我希望有三分之一是我无法想象的画面，能做到这样，你的稿子一定就能感动我。

　　我们有好多记者素质都是挺好的，他们有那么好的人生经验和摄影经验，他们应该去做专题。但是有的人太急功近利，太匆忙；有的人太习惯于自己已经形成的一套固定的模式。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他们的专题，这是很遗憾的事。我和罗小韵去五台山的尼姑学校，我们就在那里住下来，把我看到的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我终于明白了她们为什么会在那样清苦的地方这样的生活。

　　一般国外的专题要有两个月才能完成，有些专题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你不在一个地方住下来，那里的人不习惯于你的存在，你怎么能拍到好的东西？你住几天下来，你跟无数人的聊天，你对那个地方的了解才会比人多。

　　一个美国的纪录片《丽江岁月》就拍了两年。最后完成的片子用了几条线，一条线是一群老女人，她们一见面就问对方“你怎么还没死啊？”，另一个人就会说，“我等着你呢，等着你一块儿死。”还有一条线就是一个屠夫的故事，还有条线是一个中医，还有一条线就是两个民办学校的教师。通过这几条线，一下就完整地把丽江这个地方的历史以及现实介绍了。让我们知道了丽江是怎么来的，丽江人在怎样的生活，丽江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建立是怎么回事……

　　而我们就是不会把握从个案进入。一个星期拍一个题目总应该是可以的吧。为什么总是那么匆忙？人家在那儿生活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你一天就扫完了，你读得懂他们吗？

　　当然也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有些人总不知道该怎么进入。其实这是跟知识文化修养分不开的。你可以去读一点费孝通的书，他那种做学问的方式，实际上就是我们调查的方式。你不应该让自己的眼光就盯着摄影圈子里的那么几个人，眼界还是应该打开一些。我们十个摄影记者里要是有两个人能读懂美国《国家地理》那样的杂志，就会知道专题应该怎样做了。

　　我曾经和我们的一个摄影记者韩居策做过一组白血病房的专题。这个专题虽然多少年过去了，但我现在看起来和想起来依旧还是非常感动。当时我们看到了一个报道，我们是为了报道一个专家的医学成果而去的。第一次去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后来我们去病房，突然看到了那些在等待家长的孩子，我去跟护士长聊天，她告诉我这些孩子的百分之八十都会死的，这给我冲击特别大。就是因为一群孩子，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不停不停地去那个医院。有些孩子我们头一天去的时候还活蹦乱跳，第二天就死去了。我们了解了好多孩子的家庭和身世，看到了很多感人的细节。当时我们俩都感动得没有办法，我看到摄影记者在拍的时候，好几次手都在发抖，眼睛里含着泪水。

什么是报道摄影

　　也不是什么东西都适合用讲故事的形式来进行表达。报道摄影其实就是图片故事，用照片来讲故事。比如说林永惠的《东北人》就不是图片故事。包括最近展出的《咱爹咱妈》也不是。因为他没有讲到咱爹咱妈和别人的关系，咱爹咱妈的历史，只能是咱爹咱妈的生活场景，看到最后，咱爹咱妈住的那个村庄我都没有看到。很多人以为一堆图片的堆砌就是一个图片故事，其实不是。

　　比如说侯登科、贺延光都拍过麦客，我觉得他们的图像都非常好，可是我非常想看到麦客前面是怎么回事，麦客后面又是怎么回事，我很想知道麦客跟老婆告别时是怎样的情景，他们回到家时又是怎样的情景。但是我看不到。我只看到了麦客中间的那段。他们的图片就是典型的没有开头和结尾的，片子本身缺少关系，没有冲突。我们要从图片里能看到历史看到现状。比如一个村庄，你讲不了一千年，你也要争取讲出五百年来。而且要有情节，有细节。好多细节是你在跟别人呆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发现的。同时是在注意倾听的时候才能发现的。我发现我们好多摄影记者不会倾听，别人在讲的时候，他在走神，不知道心思在那里。

　　有些人总问我什么适合做专题？我常常讲，一出门就有专题。比如说你就拍我们摄影部的办公室。我们办公室的构成；这一个四、五十年的办公室绝对的有中国特色。我们办公室的人在做什么呢；然后再采访我们办公室记者和编辑的关系，大编辑和小编辑的关系；然后还有好多的办事员，还有好多刚来的人他们的状态；还有这个办公室里的人现在面临的问题，比如说电脑、外语等等。你要把我们办公室拍好了拿到国外就能卖钱。就能让人家了解中国的白领阶层现在的生活状况。

　　你还可以去拍你的十个朋友，他们在家里是什么样的，在公共场所是什么样。他们跟周围的人是怎么相处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会找选题，还要会拍照片。会拍照片太重要了。有的人就是由于不会拍照片，把一个好的题材给浪费了。这些照片图像不精彩，同时，没有信息含量。图片与图片之间要有一个连接。要让人一张一张地往下看。

　　其实很多业余的人也许更适合做专题。一方面他没有发稿的压力，他完全有充分的时间，而且他更容易去拍他了解的东西。从他最熟悉的东西进入。

　　来源：《大众摄影》